上午九点，在社区一楼大厅的值班室里，一位长期受到社区帮助的困难居民送来自己的一点小心意——一袋子还冒着热气的花卷，是自己亲手做的。这样的花卷，未见得如小吃店卖的那般可口，却干净实在，关键是有许多盛情在里面。陈萍第一个过去跟她打招呼，满面笑容接下，拿起一块，一面津津有味吃着，一面招呼大厅的人都来尝尝，我在现场，也是被邀请品尝的对象。社区工作者们一面向那个居民道谢，一面不大客气地接下花卷，大口吃着赞着手艺好，虽然他们一个多小时前才吃过早饭，其实不饿。见此情形，送花卷的居民很开心，陈萍看她眉头凝结的愁气散开了许多，知道她最近事事不顺心，也就没多问什么，只是一个劲儿随众直夸她手艺好。对于六年前患了乳癌的陈萍来说，“每帮一个居民解决一个困难，就多获得一份快乐和存在感”。陈萍经历手术和化疗后恢复得很好，看上去比一般健康人还要活泼开朗。如果她不说，那么你绝对看不出这是个大病患者。这或许就是“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”的效果。 其实，不仅仅是军嫂陈萍，许多社区工作者诸如晏妮等等，都以给困顿者提供“拉力”为乐。曾几何时，他们也是亟需帮助的人，作为城市里千万普通百姓中的一个，见多了散落街巷角落的世间百态、人情冷暖，因为这样，一点点温暖便足以让他们动容，同时他们也期待自己有一天成为这个送出温暖的人。所以，当他们有温暖别人的机会时，一定是全力以赴。 2012年，陈萍接待了一个要求“吃低保”的中年女人。她看见，这个女人是被老父亲牵着进门的。女人留给陈萍的最初印象，外表秀气且文静，外面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只是时不时咬咬自己的手指头，偶尔流露出类似稚童的表情。如果仔细观察，会发觉这个女人的一只手，一直牵拉着陪她一块来的父亲的衣角，一分钟也不曾松开。那个女人在一旁沉默地做着小动作，她的父亲跟陈萍细细地介绍了情况。 这对父女之前一直住在“特钢厂”那片，因为拆迁安置到这个社区。女人自小就患有精神障碍，虽然已经47岁了，但是不晓人事，生活也不能自理。母亲早逝，父亲独自拉扯照顾女儿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女儿都要父亲牵着。如今父亲已经70多岁，精力大不如前，所以想着给女儿未来的生活谋求个基本的保障。 按照规定，陈萍要到申请“低保”的家庭实地走访。在那个安置房小区，陈萍叩开父女俩的房门，“怎么说呢，父女俩的生活不能用简陋来形容，而是不堪”。见到有人来访，女人怯怯地躲到父亲身后，只露出一只眼睛木然地望着访客；父亲一边颤巍巍地招呼陈萍找地方坐，一边四处翻找干净的茶杯，好给客人倒水喝。 “你没有亲眼看到当时的情形，这种现场冲击力很难用语言表述。难以想象，一个中年女人像个孩子一般，跟着年迈的父亲生活。” 陈萍为这个女人办理了“低保”。几年后，与这个女人相依为命的父亲去世。在社区的协调帮助下，女人得到了早年便离家在外的弟弟的照料，平时出门都由弟弟牵着。父亲换成了弟弟。陈萍时不时上门去看她，每次都要主动握握她的手。 “社会的转型，生活的失意，精神脆弱的人会不堪一击。所以，社区里一直存在后天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的人，我们时不时会遇到，然后，尽可能帮助他们回到生活的正轨。” 黑夜里，一个孤单的身影在社区的街巷徘徊。路灯惨白，映得他的身形格外瘦削。经过某个角落，他停下，木然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，剥开，扔给电线桩底下蜷缩的花白毛色流浪狗。那狗嗅嗅拨拨，不吃，抬头，那人已经不见了。不多时，华彩菜市场对着的“美食一条街”又出现了他的踪迹。入夜，这条街的火锅店和烧烤铺格外热闹，吃肉，喝酒，划拳，人声鼎沸。开心欢聚的夜晚，人们大概率会忽略掉那个光脚走过各色店铺的人。买了水果经过那条街的陈萍注意到了那个人，赶上去，抚着他的背，一阵温言相劝，牵着他的手送他回家。这个人，在我接下来的记叙中被称作小熊。 雾霾停留在小熊的脸上，雾霾的生成来自心魔。哪怕一个36岁的男人，如果儿时心上有伤痕，那么，他可能终其一生来治愈童年。在陈萍看来，小熊缺爱，患得患失之间，才会失去常态。 小熊幼时的可怜与贫穷无关。父亲做工程长年在外，母亲是个优秀的会计，无意中将一分一毫的算计和那种固守原则的强势都带到了工作之外，所以，不着家的父亲在母亲看来满是问题，难得回家的父亲回应母亲抱怨指责的唯一方式是冷战。虽然，双方都努力做出疼爱孩子的姿态，但那种细微之间的不自然，敏感的孩子却能够全数捕捉，并在心中发酵出委屈又自危的情绪。 小熊曾是四川美院的高材生，毕业时因为学业优秀而留校。我猜想，或许正是打小藏着不能对旁人说出口的心事的人，才会挚爱外化抒发自身各种情绪的美术吧。在美术学院，充满才气的小伙子交了一个女朋友。有人爱了必须牢牢抓紧。对小熊来说，他极度依赖这段感情，像渴极了的人端着一碗水一样。两人好到如胶似漆。他们毕业后一段时间也在一起，本以为可以一直如此，可是，后来女朋友因为工作调动去了上海，联系渐渐减少，冷漠显而易见。终于，女友以不愿“异地恋”为理由，向他提出分手。晴天霹雳，挽回无果，他的精神心理疾患正是自此诱发——平日一言不发呆若木鸡，白天闷在家里，夜里便毫无目的地游荡在大街小巷，还常常光着脚。如果有人欺负他，他也不还手。他的病经过治疗大多时候比较稳定，当年因病从美院离开后，天天就在家里画漫画——到今天依然如此。本来，画画也可以谋生，但现实也不易。给杂志社或出版社投稿常常被打回来，所以一直也没有收入。最初是小熊的母亲到社区求助陈萍，陈萍为小熊所处的困境揪心，跑上跑下为他申请了“重大精神病鉴定”，这样一来每年有3000元补助。钱不多，只能表达对困难居民的扶助。其实，陈萍最担心的是，这个原本优秀的男子慢慢被心病废掉。所以，陈萍做得最多的，是鼓励这对母子千万不要放弃生活的希望，让那个富有才华的男子千万不要放下手中的画笔。 “我非常主张把精神心理救助组织邀请到社区，或者有条件的话购买这方面的专业服务。因为有的人需要澳网(中国)官方网站的拉力，有了这些拉力，他才可能重新站起来。”陈萍说。 社区书记刘德军的工作笔记里记录了一个“啃老族”的故事。那个“啃老族”40岁出头，一直没有工作，靠着父母养活。母亲去世早，家里全靠父亲一人苦苦支撑，他也帮不上一点忙。父亲去世后，这人住在老公房里，靠着老辈子留下的2万多块钱“遗产”，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。他几乎不与外人打交道，但他平日的风吹草动却极易引起街坊邻居注意。开始有居民到社区反映此人的情况，还有人告诉社区：无论身心还是经济状况，这个“啃老族”都处于极度困难和危险之中，甚至，随时可能死去。社区知道情况后，第一个想法还是给他做做工作，让他扭转精神状态，然后再替他找份糊口的事情干。这次，上门走访的也有陈萍。 对这个传说中的“啃老族”，陈萍过去只闻其名，未见其人，待见到真人便大吃一惊：这个人瘦到脱形，头发乱糟糟的很长，脸上挂的眼镜，镜片如啤酒瓶底一般厚——这是近两千度的高度近视。陈萍还注意到，这人几乎拿不动任何重物，柔弱得“手无缚鸡之力”。在这次详细家访后，社区决定立即带他去医院体检，结果查出包括视网膜脱落在内的多种疾病。事实证明，这个人已基本丧失劳动能力。社区主动让此人“吃低保”。办“低保”需要拿出许多个人材料来办手续，那个人甚至迷糊得连自己的户口本也找不到，于是陈萍替他补资料出证明，亲自带着他去跑各种繁复的手续。 “这个人‘啃老’，一部分的确是出于身体原因，但另一部分还要归罪于失败的家庭教育。独生子，从小就在父母羽翼庇护之下成长，在娇惯中变得任性怕苦。工人出身、文化程度不高的父母因为溺爱而事事由他，不想读书就不读书，不想上班就不上班。最终，溺爱酿成恶果，废掉一个人。”陈萍说，“所以，在帮扶困难家庭的时候，我尤其关注这些家庭小孩子的成长状况。” 有一对老两口，是社区里的拆迁安置户。这对“农转非”夫妻，和他们的许多村邻一样，当初为了多个户头多套房子而办了“离婚”，家庭祸根亦由此埋下。后来老头子在外面有了“外遇”，老太婆坚决不予“放行”，夫妻长年闹矛盾而无暇顾及子女。结果，他们出生于“80后”的一对儿女因为吸毒，双双成为社区矫正人员。老两口的孙子9岁，被社区列为“困境儿童”。这个男孩子念小学，行为举止一直令学校老师们头疼——很不好管教，撒谎、打架、不合群，许多毛病。在家里，孩子也屡次显露身上的叛逆。母亲离家出走，吸毒戒断的父亲成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，孩子因为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而对父亲有些仇视，他会阻止祖母叫父亲起床吃饭：“谁让你喊他吃饭的，不要喊他！他都没管过我，我长大也不要管他！”陈萍跟那个孩子接触很多。在她的印象里，这个孩子表面上霸道难缠，但骨子里却是悲惨童年造就的早熟与自卑。这个孩子不能与人对视，目光游离。爷爷奶奶上了年纪，只能管孙子的吃喝，却管不了学习教育。于是，社区针对这些“困境儿童”，办起了“四点半课堂”，请市里的社工机构给“困境儿童”补课，同时也一点一滴重新塑造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 与之相对，陈萍也曾亲眼见识过一位不离不弃的优秀父亲。这位父亲的女儿同样也是9岁，可这个乖巧漂亮的女孩自小就没有正常的听力，平时女孩都戴着助听器。在父亲的精心教导下，女孩学会了看唇语，学会了艰难地吐字说话。父亲一心想让女儿进入健听人的世界，所以父亲一直鼓励女儿：加油，你和周围那些女孩儿一样。在父亲的坚持下，女儿读的是普通小学，与正常孩子在一起学习。上课时，女孩全靠看唇语，老师正面讲解还好，可只要转过身写黑板之类，就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了。为了不落下功课，女孩回家，父亲会把当天的课堂内容再给孩子讲一遍。把一个残疾孩子往正常孩子方向培养，做父母的要投入巨大的精力，做出无法想象的牺牲。女孩的母亲在法院当书记员，却是签着合同的临聘人员；女孩的父亲是某企业高管，也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。为了全方位照料渐渐长大的孩子，父亲被迫辞职，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艰难。 陈萍对这家人的处境看在眼里疼在心上。“几年间我一直在想，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彻底扭转这家人的困局？后来我们知道，人工耳蜗的植入显然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”经过检查，女孩也确实适合植入人工耳蜗改善听力。可是，人工耳蜗的价格在8万至30万之间，再加上手术费用，这些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绝不是个小数目，很多家庭因为攒不到足够的钱只能放弃孩子宝贵的康复时机。但还是有机会——可以争取免费植入人工耳蜗的国家项目，比如“七彩梦”“启聪行动”“爱的分贝”等。除此之外，各省、市级残联对于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也有一定额度的补助政策，提供给符合条件的患者。 陈萍帮助那位父亲与地方残联取得联系，最终利用国家政策，给孩子免费装上了人工耳蜗。 “有的人，我们扶她一把，是为了让她坚持走下去。” 数年前的一个大清早，居委会院子里来了一个面目枯黄的中年女人，瓮声瓮气地叫骂，骂的也没有具体人，但是听起来似乎把整个社区都带进去了。那时陈萍来社区的时间还很短，她不认识这个叫骂的女人。社区的几位大姐上前相劝，也有路过的居民停下来看闹热的。陈萍还在诧异着，旁边有人告诉她，这个女人挺“造孽”，才38岁，娃儿也还小，就已经患尿毒症两年了。刚入职不久的陈萍很同情这个唤作洁儿的女人，热心驱使，就主动去“贴”她，走得近了才晓得许多故事。 “第一次到洁儿家里去，我发现屋里虽然简陋得很，却打扫得一尘不染，连窗户也擦得干干净净。”陈萍对我说。 我好奇地问陈萍，你为什么老是喜欢观察别人家里的清洁状况？我都听见你说过好几次啦，比如灰尘有一尺厚，地面干净得像镜子一样，如此种种。 “因为屋里打扫的干净程度，从某个方面讲，可以说明这个人的生活态度。”陈萍回答。 如陈萍对细节的观察，洁儿原本果真是个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人。洁儿的丈夫在一家三甲医院的放射科做合同制技工，洁儿自己在商场里做销售工作，站柜台卖化妆品，几乎年年销量第一。忽然有一段时间，洁儿频繁感冒，起先没有在意，后来头晕想吐实在难受，她就去医院检查，这才发觉肌酐指标高得惊人。她患上了尿毒症，并很快发展到透析阶段。每个星期3次透析，全部自费承担。虽然丈夫多年来对她不离不弃，可是经济困难和身心痛苦的双重重压，使洁儿开始抱怨和烦躁。 “我可以理解她的处境和想法，得了大病的人常常会怨恨老天为什么对他不公，这时唯有温暖和关怀才能消弭怨气。”陈萍说。 陈萍东奔西走，为洁儿申请了“临时救助”，虽然只有一万五千块钱，对一个重病号来说，完全是杯水车薪，可就是这笔小小的救助金，但却让她真切感受到周围的善意和鼓励。是的，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。真诚相待，使陈萍和苦难的洁儿一家成了好朋友。几年后，洁儿的孩子念高三了，国家对困难家庭子女读书上学也有利好的帮扶政策——这样家庭的孩子读大学有3000—5000元的补助。高考前，陈萍赶着告诉洁儿，需要的时候说一声，但已经工作挣钱的洁儿告诉陈萍，自己会尽量承担，因为，“社区还有比我更困难的人需要帮助”。 专家评论： 《社区现场》的立意好，瞄准了我国社会的最末端——基层社区。作为中国行政框架内政策落实下来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、距离居民的“最后一米”，社区现场多故事，无论“决胜小康”，还是“城市建设”，或是抗击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”的“人民战”，社区都是值得深入观察了解的“样本”，也是所有“国家任务”在执行层的真正“中坚”，具有非常的意义和价值。 ——李炳银 该作品坚持百姓视角，在一座新兴直辖市萃取最能够代表时代和人民的一线素材，以文学的方式记录时代讴歌人民，“一叶知秋” 讲好中国故事，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独特的创作价值。 ——周航 作者简介： 李燕燕，女，1979年10月出生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，澳网(中国)官方网站副主席。代表作包括《无声之辩》《拯救睡眠》《天使PK魔鬼》《老大姐传》《社区现场》《我的声音，唤你回头》等。作品入选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中国报告文学精选》《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》等。曾获第八、九届“重庆文学奖”，解放军原总后勤部第十三届“军事文学奖”，《北京文学》年度奖，《啄木鸟》年度奖，“书香重庆十大年度好书”等。作品入选“2020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”等重要榜单。
拉 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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